新华社辽宁铁岭12月22日电（记者陈聪）涉嫌受贿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杨益民，自开庭以来成为足坛腐败案中级别最高的被告人（副局级），备受关注。北京大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世忠指出，杨益民的职务不会影响量刑。他还解释了为何对王培的指控并不涉及此前被媒体曝光的陕西国力假球、赌球等事件。

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检察院21日指控，被告人杨益民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便利，至2009年12月间，以足球裁判员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个人索取利益，先后40余次收受20余个单位、个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25.4万元。

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张世忠表示，对杨一民的量刑要考虑情节和数额，而与其职务无关。

被誉为足球圈“金牌得主”的王珀被指控涉嫌受贿、诈骗等罪名，其中诈骗罪名针对的是“2006年5月、8月，王珀在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承诺帮助他人进入西藏汇通鲁华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以办理入队注册相关手续为由，骗取他人23万元”，与此前媒体猜测的赌博无关。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列举的犯罪事实之一是：“2006年8月19日，被告人王珀利用担任西藏汇通鲁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便利，指使该队助理教练丁喆与广药足球俱乐部联系，故意在中甲联赛第十七轮比赛中输给广药足球俱乐部。丁喆收受广药足球俱乐部贿赂人民币20万元，王珀收受人民币10.1万元。”

去年公安机关首次披露打假侦查时，就提到在中甲联赛假球案中，王培不仅收受了贿赂款的分成，还利用非法操纵比赛结果的手段，在比赛当天与王欣在国际赌博网站上进行投注，牟取巨额利润。此次对王培的指控中，为何没有提到赌博？张世忠认为，这是因为赌博罪的构成要件难以成立。根据我国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职业的，都构成本罪。

与此同时，在19日开庭审理的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原董事长李志民一案中，李志民被指控犯有以下罪行：2003年9月、11月，李志民利用担任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职务之便，在当年的保级、夺冠等事宜上为四川冠城足球俱乐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谋取利益，两次收受上述俱乐部共计250万元。在这两起假球事件中，时任国力副总经理的王珀是具体操作者，在国力与四川冠城足球俱乐部的第一次“交易”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

不过，针对王珀的指控中，并未提及这两起假球事件。张世忠分析，可能是王珀本人收受的钱财并未获利，或不符合立案标准，又或存在其他法律情形。但他指出，现有行业规范严格禁止此类行为，可依据相关行业规定进行处罚。

杨一民的立场与量刑无关

新华社辽宁铁岭12月22日电（记者陈聪）王欣22日上午出庭受审。正是这个足球圈的小人物，揭开了中国足球假球、赌球、裁判等黑历史，改写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王欣被控受贿国家官员、开设赌场等罪名，相比杨一民、鲁军等“大佬”出庭时法庭外的热闹场面，22日的铁岭中院门前，媒体记者和粉丝少了很多。

如果不是中国足球接二连三的腐败案件，王新在足球圈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他的职业生涯是在上世纪90年代，职业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虽然是沈阳六药队的主力前锋，但名气并不大。退役后，王新在山西路虎、新加坡广元等俱乐部担任过球队经理，但更多时候是权贵的跟班。

2009年初，新加坡警方发出的一张红色通缉令，让王新成为了揭穿中国足球阴暗面的人，因为新加坡警方掌握了王新担任广元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期间涉嫌假球、赌球的证据，所以他们请求中国警方协助抓捕王新。

2009年4月，王欣被辽宁警方逮捕。

王欣被抓捕审讯时，对其担任国内某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期间的打假球、赌博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中2006年山西路虎客场1：5负于广药的那场比赛是首例被公开的打假球案件。

根据王欣提供的证据，辽宁警方顺藤摸瓜，在两年的侦查中抓获了60余名足球从业人员，其中不乏南勇、谢亚龙、杨一民等足协高层，还有吕俊等前金哨。

相比21日杨一民长达9个小时的庭审，王欣一案庭审仅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据了解，王欣等人的案件并未当庭宣判。

王鑫：揭露中国足球阴暗面的小人物

据新华社报道，如果把足球场上主观上偏离公正性的裁判员统称为“黑哨”，那么根据“黑哨”的原因不同，又可以粗略地细分为“关系哨”“官哨”“卖哨”和“赌哨”。

根据陆俊、黄俊杰、周伟新等几位“黑哨”的经历，以及圈内人士的讲述，我们基本可以了解中国黑哨的演变过程。起初是基本不涉及金钱的关系哨，后来因为受贿而突然转变。足球职业化之后，积累了大量金钱，再加上监管不力，所以从甲A联赛后半段到现在，官哨、哨子买卖盛行。近些年，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赌哨”，裁判直接参与赌球。

1994年，陆俊的一声哨响，拉开了足球职业化的序幕。在那个足球狂热的年代，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但数千万资金一下子涌入联赛，让联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虽然最初几年人们不敢轻举妄动，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腐败最终像细菌一样滋生。

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职业足球开始被各种丑恶现象渗透，最初的改变从裁判开始。“以前裁判在各地踢球，只要求吃好点、住好点，但渐渐地有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发钱，这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贪欲这个魔鬼把中国足坛搞得一团糟。之后，各种流言蜚语越来越多，甚至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大战、2001年的A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的丑陋表现。”

陆俊、黄俊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重庆对沈阳的比赛被证明是这位昔日“金哨”的“代表作”，而甲A联赛最后一场上海德比也是他“导演”的。不过，虽然他在两场比赛中都分得一杯羹，但他却奉领头人张建强之命，是一名“官哨”。“银哨”黄俊杰对这样的“官哨”并不陌生。2009年中超联赛倒数第二轮，他接到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东生的通知，在主场迎战广药队和青岛中能队的比赛中，“照顾”了保级心切的青岛队。

万大学21日出庭受审，圈内盛传，他除了在国内比赛中多次做出争议判罚外，在国际比赛中也是出了名的“偏哨”，曾为中国队“救场”，引发对手诸多吐槽。

黄、鲁二人不仅奉命“吹哨”，自己也“卖哨”。2005年至2009年，黄俊杰仅凭照顾长春亚泰队就获得巨额“红包”，双方交易场次多达十场。鲁俊涉黑涉恶集中在1999年至2003年的甲A时代，期间他不仅吹哨，还多次直接收受贿赂。

裁判诈骗现象在2002年的龚建平案中已经相当普遍，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只有龚建平一人入狱。此后，裁判诈骗现象愈演愈烈。据此次公安机关的调查，裁判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一般裁判拿8万元，副裁判拿4万元，有时裁判拿4万元，副裁判拿2万元，要看赛事的重要性。”越是夺冠、保级等重要赛事，给的钱就越多。

关系哨的起源不得而知，但在职业足球时代肯定存在。足球刚进入职业舞台时，还只是朋友之间基于私交的打招呼，并没有涉及金钱。这种关系哨就是黑哨的“原型”。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黑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体育领域，不仅仅是足球，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不求人情，只求保证公平。有一定权力的人，经常会跟下面的人打招呼。有些可能是为了保证公平，但有时候保证公平在心照不宣的条件下，有特定的含义。”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一开始并没有所谓的贿赂，也没有什么贪婪和邪念，只是个人关系和面子而已。这种现象应该说在足球领域存在过一段时间，后来一步步演变，但贿赂的引入意味着这件事的性质发生了突变。

据媒体报道，黄俊杰在解释自己吹的“官哨”时表示，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在2007年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默许裁判与俱乐部之间进行权钱交易，但不允许裁判参与对赌。由此可见，裁判参与对赌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

但随着赌博在足球场上逐渐蔓延，“赌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事实上，黄俊杰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赌博，但却是被一个熟人拉入其中的。这个人就是周伟新。

2004年，周伟新在北京国安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制造“冤案”后受到纪律处分，随后开始淡出裁判圈，逐渐沦为“足球赌球个体工商户”。2007年，黄俊杰在威尼斯人澳门杯曼联对阵深圳上清银的比赛中担任裁判。为了赌球，周伟新赛前打电话给黄俊杰，让黄俊杰让深圳先开球。随后，自己从赌球中获利22万港币后，又给了黄俊杰10万港币。

黄俊杰事后表示，这种友谊赛，客队一般都会让主队开球，当时深圳是主队，所以很简单。此外，他还表示，作为有十多年经验的裁判，一开始的猜硬币（裁判抛硬币让双方选择开球权和场地）控制得太轻松了。不过，黄俊杰坚称，当时并不知道有猜硬币赌博的现象，言下之意，他很可能被周伟新利用了。

两年后，黄俊杰在上海申花与澳大利亚悉尼FC队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中担任裁判。赛前周伟新先是打电话给黄俊杰报到，中场休息时又打电话给黄俊杰，希望下半场进两球，押大球（赌博中三球以上才算大球）。结果，上半场0：1落后的上海申花，下半场连进两球，将比分逆转为2：1。事后，周伟新送给黄俊杰10万元。

还有一件趣事，黄俊杰后来透露，中场休息时自己没有听清周伟新的电话，只知道要进球，但记不清要进多少球。下半场还吹哨上海队进球，据说当时周伟新吓得脸色苍白。

不管是有关系的裁判，官方裁判，卖裁判的裁判、被赌的裁判，表象各异，获取的利益各有不同，但都违背了作为裁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其丑陋本质是一样的。

萌芽阶段：关系哨声

鼎盛时期：官哨、卖哨 典型代表：陆俊、黄俊杰

新时代：赌哨典型代表：周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