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育》杂志上刊出还是不一样的！_BG视讯网|官方首页登录入口

中国体育界最权威、历史最悠久的媒体莫过于《新体育》杂志了，它创刊于1950年7月1日，如今已经是70周年了，在70周年的《新体育》杂志第851期中，吴哥有4篇整版文章都发表在公众号五哥谈上，但发表在最权威的媒体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先把复印件发出来，文章具体内容和《五哥谈》几乎一模一样

“一”

我生于猴年，还没出生，哪有1955年的《新体育》杂志？这说来话长，其实是我二姐收藏的！据她讲，她在北京人大附中读初中时，就创下了学校的100/200米纪录（见图2旧照：学校拍下他们夺得海淀区4X100米冠军的照片），所以她很喜欢运动！那时候，想了解新中国的体育信息，唯一的杂志就是《新体育》！看报纸还是一个“奢望”，那时候还没有订阅杂志的习惯，二姐说，都是在报摊上买的。

那个年代的《新体育》杂志虽然是繁体中文，只有两张彩页（封面和封底），甚至连第二、三封面都是黑白的，但由于杂志的字体很大，里面的信息量很大。杂志的版面很小，还常常附有表格，比如田径记录、运动会成绩等等，让人一看便知，立刻知道自己的水平有多高？二姐说，当她看到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后《新体育》杂志刊登的比赛成绩时，就觉得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不是太大，看上去心态很积极！

1963年，我家搬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二姐还在北京读书。我最盼望她暑假回来给我讲体育故事。记得她讲的1957年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以剪式跳打破世界纪录的故事，蒋毓敏夺得100/200/400米全国冠军的故事，都让我羡慕不已，百听不厌。后来我才知道，她讲的“故事”全都来自《新体育》杂志，于是每年暑假、寒假我都让她回家带几本《新体育》杂志。

（图二：4x100米冠军旧照）

我第一次遇到文革是在小学四年级，学校有1-4年级的运动会，有一年春秋季节有校运会，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只要进了前三名，就会有奖励，我拿着铅笔或者方格本，经常能跑到第一名，很自豪！同学们也很羡慕！我还保留着二姐在人大附中的校运会上获得60米冠军时得到的一个小笔记本（图3，还有人大附中的公章）。

我经常问二姐，你们运动会100米的成绩是多少？200米多少秒？好像我也在跟二姐比赛似的？二姐给我看了她收藏的《新体育》杂志，觉得不可思议。记得看过一篇黄建写的《从运动技术角度看1955年全国田径测试》的文章，文章里说，二姐经常跟我讲蒋玉敏（文革前中国女子100/200米纪录保持者）400米和200米的速度差别很大，影响最后的结果（见图4，文中我也画了重点线条），我觉得自己400米跑可以练好，以平均速度取胜，就听了二姐的建议，改练400米跑。400米栏是我田径比赛的重头戏。

妈妈对二女儿的体育爱好也是非常支持的。当时，大姐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二姐在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书（高中在北师大一附中），大姐每月的生活费是15元，二姐每月的生活费是15元，大姐的则是16元。妈妈说，多给二姐一元钱，是为了鼓励她多参加体育比赛，多买体育杂志。后来，二姐说，她为了省钱，基本都是在报摊上买过期的杂志，有一次她看到两期《新体育》杂志只要2毛钱一本。就连这2毛钱的杂志，我也爱不释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学校全部停课，开始“革命”。当然，学校的运动会也没有了，《新体育》杂志也停刊了。1972年，我高中毕业，进入了军工厂（广州军区物资厂），军队非常重视军人和职工的身体素质，1972年11月，全省军工企业运动会开会，在广州著名的东郊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举行。我报名参加400米跑，获得了冠军。我到现在都记不清冠军有没有奖品了？但我记得当时激动的几天都睡不好觉！特别记得早上出发时工厂的早餐好丰盛，好像我这一生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图三：58年前二姐在人大附中荣获60米冠军）

（图四：新中国最著名的田径教练黄健撰文）

“二”

期待！期待！《新体育》杂志什么时候复刊？1972年底，《新体育》杂志终于复刊了。拿到复刊的杂志时，我非常失望，杂志里的体育信息非常匮乏，基本都是报道一些工厂工人坚持职场锻炼，农民体育锻炼结合，难怪当时的体育杂志编辑们如此，因为当时全国性的所有体育比赛都停办了，省市的体育活动也不允许随便报道。至于报道体育比赛结果，更是被形容为“冠军主义”。无法用文字标注。因为文革前我几乎看过所有的《新体育》杂志，所以期望值可能太高了！于是我就给《新体育》杂志编辑部写信，表达我的不满！

我记不清当时具体写了什么，大概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新体育》杂志编辑部的回信，我清楚记得内容是：“您的来信已收悉，感谢您的批评，请虚心接受。我已经要求每一位编辑部转发您的来信……”写信的人大概是杂志社的领导，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主编是什么，反正我当时很激动，就把信交给了厂里的工人们。看，他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大概是觉得我很奇怪吧！

这份回信我珍藏了起来，现在应该还在我家里，因为我有收藏的习惯，我甚至把所有的体育报刊都收藏了。当我当上一家大型国企的厂长时，我的新体育杂志就放在厂里的配电箱里，一间两室一厅的宿舍里，1992年我去上海后，这间宿舍被我的秘书租出去了，结果她就当做旧报纸，把我的“宝贝”全部卖给了废品收购站。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已经很晚了，让我伤心了好几天。不过《新体育》杂志编辑部的这份回信应该还在家里！后来我不断买房投资，有三栋别墅，我真的记不清是放在哪个箱子里，又放在哪栋别墅里了！

文革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体育开始复苏，记得文革期间还零星举办过大型赛事，这时候《新体育》杂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报纸几乎没有报道，但《新体育》杂志却开始接近文革前的水平。我和二姐一直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在讨论亚运会田径纪录时，我们一致认为，第七届亚运会110米栏冠军崔琳的电动计时成绩14.26秒，水平非常高！崔琳那时已经32岁了，他曾经是110米栏的世界第一，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刘翔不可能取得后来那样的辉煌。

1977年，全国各行各业都盼着繁荣昌盛，历史性的“恢复高考”在全国铺开。我虽然入围了高考，但还是落榜了，于是1979年1月就报考了中央电视大学广东分校。一是可以脱产学习三年，二是可以带薪上学，三是因为我已是广东省冶金厅干部，毕业后无分配工作的“风险”。记得当时受《新体育》杂志的影响，在电大三年的“生涯”中，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体育爱好！我组织同学参加局里举办的体育比赛，我们班只有21个同学，我却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还担任过体育课的老师。记得我当体育老师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跟同学们讲中国体育的全国纪录、亚洲纪录、世界纪录，讲到体育纪录，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这让同学们很纳闷！田径、游泳，甚至举重、滑冰，背那么多纪录有什么用呢？

我是1982年1月电大毕业的。全省电大学生2400余人，但能按时毕业的只有1442人。我们冶金班21个人全部按时毕业。这跟我当班长的体育出身有关系吗？知道吗？但毕业的时候，广东省冶金厅组织部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当一家国营大厂的团委书记。1982年2月，我“上任”了广东有色金属加工厂团委书记，该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铝型材厂。

其实，工业企业中的共青团工作并不受到重视。但我长期受《新体育》杂志的“熏陶”，以及厂内广大青年的“优势”，利用自己的爱好，在厂内开展了大量的体育活动，把身边的青年“团结”起来。厂里很多有体育精神的青年，父母把他们调到了更好的工作单位，但他们还是想留在厂里，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各种体育比赛。而在其它单位，这几乎是空白（见图5，厂内足球比赛颁奖，摄于1983年）

（图五：1983年，厂区足球赛颁奖现场）

“三”

在中国，体育一般只是一种爱好，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职业体育。1987年，我担任一家大型国有工厂和矿山的厂长。1991年，我下海经商。体育作为一种爱好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

就在此时（1992年），有一场给中国体育带来巨大变革的重要会议——洪山口会议召开，中国足球开始走向职业化。

出国后，我几经周折，进入了著名企业广东太阳神集团。1992年底，太阳神集团与广州市体委协商，共同筹建广州足球俱乐部。我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服务和沟通公司各个部门，当然也包括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后来，我实在抵挡不住“诱惑”，就用辞职来威胁老板，要求直接调我到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工作。

1994年11月5日（星期六），我正式加盟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开始接触体育行业，开始把体育爱好变成事业，想想当初我热爱阅读《新体育》杂志，热爱体育比赛，后来又能参与职业体育，把爱好变成事业，把事业变成公益事业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想想都暗自惊叹！

但我坚信爱好绝对是发明的良好开端！没有爱好就一事无成！《新体育》杂志是我进入职业体育的向导和导师！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收藏的《新体育》杂志大部分都丢失了，但几本最早的《新体育》杂志，可以追溯到 60 多年前，被存放在我母亲留下的一个盒子里。我找到了她。她 14 年前去世，享年 84 岁。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她的盒子里。

（图6：我收藏的65年前的《新体育》杂志）

我记得自己无数次看过这些《新体育》杂志（见图6），很多杂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见图7，有的新体育杂志没有封面，三个封面，四个封面，目录也缺失，不完整）。疫情期间翻看这些杂志时，我还仔细翻阅了1955年10月2日出版的第67期《新体育》杂志，看到李静当年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国家足球队与缅甸国家队比赛的文章《足球场上开出友谊之花》（见图8），在介绍中国国家队队员时，有一位球员叫杨夏孙，而1995年与我共事的太阳神俱乐部的经理就是杨飞孙，他们是一家人吗？于是我立即询问了杨飞孙的侄子、原全兴足球运动员杨鹏峰，确认杨下孙是他的二叔，杨飞孙是他的七叔，是杨家八哥的儿子。于是，我写了一篇《中国足球“杨家将”》的文章，纪念我共事一年（1995年）的太阳神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多年前去世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足运动员——梅县杨家七大长子杨飞孙；

回头翻看当年的《新体育》杂志，发现全是繁体字。不知道小学时的我怎么能看懂杂志上的内容，我又没学过繁体字，怎么会认识呢？估计是无意识地翻阅旧《新体育》杂志才学会的吧！

（图7：我翻看的“破烂”杂志）

（图8：足球场上绽放的友谊之花）

我对大量运动纪录的特殊兴趣，肯定是受阅读《新体育》杂志的影响，当时的杂志上经常会有表格（见图9：1955年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的最高纪录），据说连毛主席都看了，毛主席甚至还亲临全国工人运动会的开幕式。我对《新体育》杂志上刊登的运动纪录表百看不厌，还标明了每项成绩是属于哪个级别的运动员。

（图9：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最高纪录表）

翻看旧杂志，有许多联想和有趣的故事！《新体育》第60期（1955年7月21日出版）对当年国家体委颁布的“备战劳动保卫国”体育制度和奖牌条例，有许多描述和说明，对我们现在把全民健身列为国家体育工作方略，确实大有裨益！杂志上列出了清华大学给219名“劳动卫生系统”二级考核合格者和555名“劳动卫生系统”一级考核合格者颁发的证书和奖牌，蒋南翔校长亲自颁发证书（见图10），文革期间，蒋南翔成为父亲，被批为“流氓”、“反动学术权威”。我怕被抄家，新寄出的体育杂志也被没收，于是在杂志的文章里，给蒋南翔的照片划了一个×，并写了“匪帮”两个字，我的新寄出的体育杂志侥幸“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