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同时举行的欧洲杯和美洲杯，如果将它们比作一首相得益彰的交响乐，未免显得过于文艺和自命不凡。 对我来说，欧洲杯和美洲杯就像邻居家的两只烦人的狗。 一只恶狗半夜发怒，另一只野狗一大早就醒来。 你只能被他们两个轮流折磨，在黑暗与黑暗中，阴阳相隔。 感觉就像一个遥远的世界，被晨光撕成幸福的碎片。

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 五条连的仁科在去年的 COVID-19 疫情期间创作了一首歌曲《Globe》。 作为全球化困境的隐喻，除了地球之外，还有“超市买的煎锅”。

很多人说欧洲杯是COVID-19时代生活的重启，但这真的是重启吗？ 与其说是重启，不如说这是一段介于封锁和重启之间的陌生而又暧昧的闲暇时光。 这是全人类的一个漫长的暑假。 足球带你回到童年，暴风雨还很遥远，就连新冠疫情的死神似乎也在打瞌睡。

足球场就像是超市里买的煎锅。 人们纷纷趴在上面，平躺在煎锅上。 现实依然残酷，工作依然辛苦——不，工作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先一起躺下来，做成一个巨大的煎饼——哦，意大利人管它叫披萨。

这个煎饼真好吃，有小时候的味道。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戴口罩的欧洲杯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只是建议，而不是规则。 没有多少人听从这个建议。 粉丝们拥抱、哭泣、亲吻、吐口水、喊叫……但政要和王室成员并没有以身作则，而是不戴口罩，公然与民众一起享受。

想象一下，如果像曼奇尼、恩里克、舍甫琴科这样的超级酷教练总是戴着口罩在场边指挥，欧洲杯在我们记忆中的形象将会大打折扣。

在意大利，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当局会尽力限制人员流动。 看看比利亚雷亚尔，历史上获得过欧洲冠军的城市中人口最少的城市，人口只有五万。 当他们今年赢得欧罗巴联赛冠军时，几乎整个城市都走上街头。

警官，你就这么不怕死吗？

然而，足球的本质是狂欢，是身体的解放，是酒神与死亡的舞蹈。

与口罩一票难求的欧洲杯相比，东京奥运会大概率将空场举行。 这是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

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音乐节甚至禁止饮酒——不仅观众不准喝酒，就连休息室里也不准喝酒，哪怕只是啤酒。 老兄，你跟我谈论狄俄尼索斯是怎么回事？

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人类的道德强迫症，有时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但欧洲杯提供了相反的情况，或者至少是一种反弹。

这就是人类生命的钟摆运动。

足球作为流行文化再次展示了超越政治正确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可能性。

本届欧洲杯产生了两位MVP，一位是多纳鲁马，一位是另类MVP，准确的说是形象代言人埃里克森。

埃里克森体现了“死而复生”的巨大能量，这正是COVID-19时代世界所需要的——友谊、勇气、医学知识和系统。 人们从埃里克森那里得到同理心的满足。

然而，再次受到法国队和巴萨重伤的登贝莱几乎遭到了无情的嘲讽——这种嘲讽甚至来自不少巴萨球迷。

祝福埃里克森和嘲笑登贝莱似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比利时36岁中卫阿森纳、巴萨名宿维尔马伦此次表现出色。 不过，他过去也被巴萨球迷嘲笑为“大祭司”。 由于伤势过重，他只能反复“躺下”。

粉丝是无情的，也很容易指责粉丝无情。 但粉丝为何如此无情？

由于足球资本的疯狂运作，贫富差距大大加速。 球星的转会费和薪资不仅超出了俱乐部的承受能力，还造成了球星与球迷之间的心理落差。 一旦你的贡献与转会费、工资相比不符，球迷就会立刻把你推上审判台。

疯狂的足球资本机器也让球星们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承受。 比赛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多。 球员的身体正在受到国家和俱乐部的压榨和剥削。 足球明星既是足球资本的既得利益者，也成为了资本这台绞肉机的牺牲品。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追星消费主义越疯狂，粉丝与明星的关系就越脆弱。 球迷和球星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脆弱。

新冠加剧了球迷与球星、球迷与俱乐部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但也提供了重生的可能——球迷抗议欧超是新冠时代的阶级斗争。

欧洲杯最佳球员多纳鲁马在欧洲杯期间“叛逃”AC米兰，高薪转投巴黎圣日耳曼——而且很可能会替补一年。 意大利夺冠，但这可能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MVP。 他在中国球迷中享有一个绰号——钱多多。

美洲杯期间，梅西成为自由球员。 由于工资帽问题，与巴萨的合同至今尚未续约。 作为伟大的足球之王，梅西现在必须为足坛树立榜样——大幅降薪。

世界足球的历史有一些精彩而有趣的神话或元叙事。

如《丹麦童话》。 1992年欧洲杯，丹麦队取代被禁赛的南斯拉夫队，获得一张入场券，最终夺得冠军。 这一次，他们小组赛连输两场，最终杀入半决赛。 有一段时间，他们有一个童话般的顿悟时刻。

最大的元叙事无疑是我所说的“英国悲剧美学”。 我在以往的比赛中写过无数文章评论英国悲剧的美学。 这种审美日积月累，最终不仅成为一种风格、一种传统，更是一种元叙事和情节模板。

但剧情也有曲折。 比如，作为英格兰悲剧美学的重要元素，守门员那只黄油手这次没有了。 相反，皮克福德还在决赛中扑出了两个点球。 但点球大战中的死亡率一直是英格兰悲剧美学的永恒高潮。 毕竟，索斯盖特本人在1996年欧洲杯上罚丢了一个点球，他的名字就叫索斯盖特。

索斯盖特拥有最多、最好的牌。 他更像是凡尔赛之王，而不是法国的德尚。 满汉宴的主人浪费了很多自然资源，用燕窝漱口，咬一口熊掌然后扔掉。 如果他手里没有那么多好牌，也许英格兰会更靠谱，但他只是把好牌打成了碎片。

英格兰无耻地高喊着“足球回家”的口号，这是一场提前宣传的夸富宴。

而最终却败在了自己的南门，这似乎满足了人们对富人不幸的某种幸灾乐祸。

过去，意大利队被尊称为阿玛尼男模队，以马尔蒂尼和内斯塔为代言人，但现在，是奥耶和基耶利尼。 于是，英格兰的悲剧美学意外地与意大利的平民喜剧美学形成了反差——因西涅和维拉蒂与基耶利尼和博努奇站在一起，东拼西凑，参差不齐，太像一对喜剧小丑了。

索斯盖特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 看来不能一概而论。 五名后卫的改变看似保守，但两名后卫在两翼齐飞，确实创造了欧洲杯决赛的又一个经典进球，而且还是最快的进球。

索斯盖特两次换下替补球员。 半决赛用特里皮尔换下格里利什，保守，决赛用桑乔拿下亨德森，又是一次进攻。

用桑乔和拉什福德取代亨德森和沃克将是极其激进的。 如果他们在加时赛下半场被换下，很可能会摧毁意大利的左翼，并消除点球的需要。 斗争。 但索斯盖特只敢在最后两分钟赌博，只想给曼联双城主罚点球。 不过，时间这么少，这两位少爷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能达到主罚点球的程度吗？ 1986年世界杯，巴西队对阵法国队。 济科一替补上场，就上前主罚点球。 结果，他错失了一个点球，这是他以前从未错失过的。

索斯盖特应该读读战争史。 许多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军事武器、战术和路线造成的。 失败源于机遇。 机会来得迟且转瞬即逝。 索斯盖特的性格与其说是冷静，不如说是算计，或者说是贼。

尘埃落定，灰烬散去。

最后三位点球手的选择，尤其是最后一轮对19岁小将萨卡的押注，是足球史上最令人费解的武器使用之一。

这是激进的还是——亲爱的形而上学？

黑暗中的上帝旨意？ ——“三童子几仙桃，请来参拜。”

英国悲剧美学现已上升为英国悲剧形而上学。

这边，英格兰打出了“足球回家”的旗帜。 鲍里斯·约翰逊执掌，脱欧后夺得欧洲杯冠军，时隔55年重夺大金杯。 实在是太俗气了。

那边，博尔索纳罗不顾包括巴西队在内的反对，利用美洲新冠危机接手美洲杯，煽动民族主义，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转移自己的政治危机。 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是好的。

意识形态的梦想或多或少已经落空。

在历史凯旋的战车面前，我们回忆的永远是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光。

比如点球大战中，基耶利尼和阿尔巴互相开玩笑。 反正你也快死了，别让死神来找你的麻烦。 来吧，给我一个拥抱。

比如决赛后内马尔和梅西的紧紧拥抱。 这是令人悲伤的一幕，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可能不会出现新的梅西，也可能不会出现新的内马尔。 决赛结束前，梅西错失一脚射门。 当年的追风少年，已经是力竭了。 夕阳无限美丽，但已近黄昏。

内马尔则上演了欧洲杯上看不到的比赛场景：回传、诡计传球、风火轮传球……

对爱的奉献，对美的超越。

欧洲杯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舞台。

“Black Lives Matter”单腿跪地反种族歧视仪式在足球场上继续进行。 经过球员们的长期斗争，英国媒体对黑人球员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少用“有色眼镜”了。 斯特林曾批评称，如果黑人球员购买豪华轿车，就会被广泛报道，沦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炫耀财富的例子。 。

斯特林的父亲在他两岁时被谋杀，菲利普斯的父亲仍在监狱中。 英格兰队的这两名牙买加裔小将足以入选本届欧洲杯最佳阵容。

21世纪欧洲足球的历史包括一段惊心动魄的移民和难民历史。

本届欧洲杯的历史性事件是队长们佩戴彩虹臂章支持平权运动。

如今，当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依然猖獗时，欧洲杯提供了一定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平等和宽容的愿景。

欧洲杯也是小国和弱势群体发声的绝佳舞台。

晋级死亡之组的三支球队：法国、德国、葡萄牙均在淘汰赛中惨遭淘汰。 小组未晋级的匈牙利在社交媒体上安慰三巨头——“海滩见！”

平躺在海滩上。 平等的愿景。 虽然恐怕这只是一个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