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元

与原国家足协主教练李铁一起，中国足协第十一届执委会委员、原秘书长刘毅，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国家队管理部主任陈永良，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等人相继被调查，足球领域清洗风暴引发关注。

澎湃新闻注意到，近日，民建四川省遂宁市委员会微信公众号“遂宁民间”刊登了一批基层代表委员对中国足球的建议和意见。有代表委员指出，足协要提高运作透明度，不要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大肆聘请外籍大牌教练，踏踏实实做好青训工作才是正确做法。

“李铁也有这样的腐败案”

其中，民建大英县总支委员、遂宁市政协委员、船山区政协副主席林云，民建大英县总支委员、县人大代表王黎明反映：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但中国足球特别是男足的发展一直饱受诟病，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无数次受到各界的批评，国内足球环境每况愈下。作为中国足球迷，不敢对足球抱有太高的期望，但足球运动员在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努力，实在让人恼火和失望。

李铁

“前国家男足主教练李铁案爆出后，人们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作为2002年世界杯国足的主力球员，李铁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打过世界杯的人。我们对中国足球应该有感情，但当出现这样的腐败案件时，足球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林云、王利明指出，从邻国日韩足球成功的经验来看，成熟的青训才是必由之路。国内足球环境每况愈下，各界视男足为笑话，家长不愿送孩子学足球，青训对象越来越少，足球人口不多，很难选拔出好人才，本该踢足球的孩子却在课余时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足球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各地越来越重视体育场馆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和土地兴建大型体育场馆，越来越多成为耀眼的城市地标。但这些体育场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难以进入、难以承担，场馆外圈也硬化，广场也被巴巴舞占领。总体来说，体育设施更多的是用来观赏，而不是用来使用的。

林云和王利明也表示，自1994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开始，国家队、俱乐部层面请了无数大牌外籍教练，动用了大笔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也不可持续。再年轻的运动员，再大的教练，都无法带领球队取得好成绩，大笔外教费也打了水漂。如果想持续取得好成绩，踏踏实实做青训才是正道，没有捷径可走。

为此，他们建议增加足协运作透明度。足球运动受到广泛关注，每当国家队输球，足协就会受到铺天盖地的批评，否定其所有努力。究其原因，就是大家没有看到足协的工作过程，只关注比赛结果，既不客观全面，也不利于足球产业发展。足协应提高运作透明度，注重年初规划、年中执行、年终考核，全社会都要公开接受监督，引导社会各界理性看待输赢，支持国家足球产业健康发展。

此外，增加学校青少年足球课程比例，引导地级以上城市在周末等课余时间开展足球比赛，从手机等电子产品中争夺青少年。在城市公共空间开设免费足球场地，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提升青少年对足球的兴趣，大幅增加足球人口数量。通过足球运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体青少年积极拼搏，乐观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他们还呼吁，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聘请大牌外籍教练，而是用有限的资金培养本土教练、运动员、裁判员和管理者，学习国外足球先进经验，派人出去学习；为国内运动员设定合理的工资帽，鼓励运动员出国踢球，提高竞技水平；重视运动员场外管理，对短期内取得良好成绩的运动员，要拒绝媒体的广泛追捧，增加商业参与，避免场外因素影响运动员的拼搏积极性。

“改革中国足协机制和架构”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足给国人交出了一份很差的答卷，曾经的亚洲第一强队沦落为亚洲三流球队，这让广大球迷失望不已，呼吁足协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男足必须吸取经验教训，深刻反思，进行全面改革，从基础做起。”黄鹏反思道。

黄鹏提到，由于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不高，走出去难度大，黑幕、假球、腐败等丑闻频频曝光，让广大球迷失去信心，参与热情降低，导致市场开发不足，职业化道路艰难越走越窄。年轻人在足球方面发展空间不大，成功的概率很低。家长权衡利弊，基本不愿意让孩子走职业足球这条路。

为此，黄鹏建议，要立足国情特点，从根本上改革中国职业联赛和中国足协的机制体制，培育更多球队，举办更多高水平联赛，与国际接轨，使职业联赛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坚持职业足球俱乐部市场化运作，走公司化管理，自负盈亏。要加强与亚欧地区职业联赛的交流，在人才培养、商业运营、技术交流等方面全面开展合作，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民建遂宁川山区分会、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药学文化研究所综合处处长冯耀文在《中国足协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中国足协是行业性自治协会，是社会团体，按常理来说，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应该由与行业相关的利益团体来进行。但在实际运作中，中国足协更多的是半官方身份，足协官员本身就有行政级别，这就使足协行政性极强，足协代表大会、执委会名存实亡。

文章总结称，中国足协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民法通则》《体育法》《国际足联章程》《亚足联章程》。但相关法律法规对足协而言更多的是原则性规定，中国足协章程更多的是形式主义，在实践中更多的是依赖上级的“红头文件”，在决策和执行上缺乏灵活性和弹性。同时，对足协的决策和执行也缺乏监督。此外，足协章程规定，与足协有关的法律纠纷，不得提交法院处理，只能诉诸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是足协内部的专门委员会，其公正性难以服人，足球俱乐部和球员的利益得不到合理保障，因此，成立一个独立于足协之外、由足球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刻不容缓。

对此，冯耀文提出三点建议：

1、充分让足球相关利益者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作为多利益相关方交织的足协，其改革必须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首先应克服自身单一的行政化性质，取消足球管理中心，取消人员编制，充分吸纳政府人士、足协职业经理人、专家学者、足球专业人士、足球俱乐部会员、地方足协等相关利益者参与足协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实现足协社会化、自治化、市场化、透明化。

2、完善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在足协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准确界定足协职能，使足协的管理活动在决策、执行、监督等程序上有法可依、有法可依，为实现足协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提供完善的法制保障。

3.建立独立的足球仲裁机构。在完善足协内部管理体制的同时，需要建立独立于足协的仲裁机构，这个机构由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足球专业人士、相关专家组成，依法独立处理与足球相关的纠纷，从而帮助足球纠纷得到更加公正、合理的裁决。

民建遂宁市委文化卫生分会委员、民建遂宁市委青年委员会主任陈树洋也反映，目前中超联赛由中超有限公司运营，表面上是独立公司，实际隶属于足协，表面上运营整个联赛，实质上仅限于项目投入，联赛受到行政指令的严重影响，失去了“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前提条件。

此外，由于种种因素，中超联赛为赛会制，比赛均在同一年举行，与国际主流联赛主客场制、跨年制不一致，再加上亚冠联赛明年也将采用跨年制，整体而言，赛会制的差异会让各支球队身心疲惫。同时，因为赛会制，球队会失去球迷的支持，脱离足球发展的基础，这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更是不利。

陈曙阳建议，要坚定真改革信心，加大足球领域反腐查处力度，全力减少“场外因素”对足球联赛发展的影响；“管办分离”，允许中超联赛独立运作，建立完善的俱乐部准入和竞赛机制，同时减少行政命令的干扰，严防足球联赛沦为“政绩工程”；继续鼓励和带动职业俱乐部青训和球员留洋发展，提高足球联赛整体水平，提升中国足球形象，提高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调整联赛架构，取消两年一赛制模式，融入亚足联多年制、主客场制模式的实施，让球队有了自身成长的土壤，激发中国足球市场的内在动力，营造更好的足球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