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9日 10:34 青年时报

昨天，邹春兰在浴室旁边租住的小木屋里吃午饭。除了馒头和白菜，还有一块前一天吃剩的火腿。白国堂 摄

对话动机

当邹春兰14岁被选为举重运动员时，她可能没有想到20年后她会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

她为夺得冠军付出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汗水和艰辛，对她来说，这并没有给她现在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帮助。运动员，特别是冷门项目的运动员，因为没有把夺冠的辉煌时刻留给奥运会，就要在漫长的人生中忍受平凡甚至煎熬，他们的保护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注。

■对话人物

邹春兰出生于1971年10月8日。1989年10月23日，吉林省劳动局下达调动令，邹春兰成为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正式运动员。她最好的成绩是1990年夺得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1993年，23岁的邹春兰即将转行，在体工队食堂当了三年服务员，没能拿到安置费，她离开了陪伴了自己十年的举重事业，开始了艰难的社会生活。至今仍满身伤病的她，在一家即将客满的澡堂洗澡。

在运动队食堂工作的一名服务员三年未领到工资

新京报：你是怎么离开运动队的？

邹：1997年的时候，我在体工队食堂当了三年的打杂工，平时就是扫地、做面条，后来就一分钱都没给，教练说没法安排工作，你自己去找吧，体工队宿舍也不让我住，让我搬出去住。

新京报：为什么安排不上呢？

邹：教练说，运动队分成竞技体育和田径投掷两个部分，领导班子换了，这件事情就搁置了，没人管。

新京报：你的教练当时怎么说？

邹：他说没办法，上级安排不了，他也没法给我安排。

新京报：你的教练为什么说可以帮你安排工作？

邹：我是一名干部，因为当时表现突出而被提拔上来，按照之前的安排，我的工作应该得到安排。当时一个领导特意指示，让我先在食堂住，一有机会就马上帮我安排，批文都是他写的，我有。教练也说可以安排。我当时就心服口服，等了三年。

不去上学几天，我就做不了任何工作。

新京报：离开运动队之后你做了什么？

邹：我当时一边打工一边等（工作安排）。因为几天没去学校练举重，什么都不会，干不了活。后来找了份苦差事，就是给人洗澡，就一直干这个，干不了别的。我经常去体育队，问了也没用，他们让我去体育局找领导，找到领导后，他们就让我回原单位解决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新京报：你原单位领导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邹：人事部领导说，我没能力竞争，国家没这个政策，拿不出文件也没办法。我说，没成绩的都分配了，干嘛不让我走？他们说情况不明。

新京报：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比他们优秀，就一定能接到任务？

邹：那不是，我觉得我为吉林省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冠军。冠军不是到处都有的。

新京报：等了多少年了？

邹：这13年，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

为了生孩子，我必须去北京治疗。

新京报：工作安排不了，有想过其他办法吗？

邹：那怎么办呢？一个朋友可怜我，说他认识报社的记者，可以让他们举报。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情况，他说可以举报，他就举报了。

新京报：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邹：我一反映，我领导就会知道，说不定还会给我安排工作。

新京报：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邹：没有，都报道了这么多天了，我今天上午去体育队问了，跟以前一样的说法。

新京报：一点进展都没有？

邹：这个没有，有的单位是给予帮助的。

新京报：有哪些单位？

邹：北京广仁医院的医生过来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说可以带我去北京免费治疗。还有北京妇联的人说可以帮我开个干洗店，他们提供资金，租场地，买机器，还派人教我技术。

新京报：你接受了吗？

邹：广仁医院的邹本彦医生已经跟我谈过了，我一定要去北京治疗，不然以后就没法生孩子了。

新京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能生孩子吗？

邹：之前去医院看过，我的月经不正常，有时候15天就来一次，有时候要停半年，这个可能跟之前的训练、吃药有关系，医生说还需要检查。

新京报：如果你开了一家干洗店，还得等老板来安排工作吗？

邹：先看看吧，我一直想进运动队，但是实在安排不上，没办法，只好这样了。

新京报：现在有这么多人帮助你，你就放心了。

邹：没有。

因为留胡子的后遗症，我不得不领取残疾福利。

新京报：你在运动队的工资是多少？

邹：我刚进运动队的时候工资是50元，后来成绩好了，工资就涨了。

新京报：会涨到多少呢？

邹：1993年以前是每月170多元，1998年到2000年是360多元。

新京报：2000年以后呢？

邹：2000年，体育队找我去，说发工资，发伤残补助，一共给了我8万块钱，但是要我把档案都拿走。

新京报：带走意味着什么？

邹：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不把档案拿走，我就不会给那八万块钱。现在看来，档案都是我自己留着的。那不是等于开除我了吗？所以现在，体育队不承认我是那个人了。

新京报：8万元钱有书面协议吗？

邹：有一份，我还留着呢。除了能写自己的名字，很多字都读不出来。后来我朋友看了协议，说这8万只是一次性的伤残补助。

新京报：那还应该有什么呢？

邹：如果我自己找工作，按照协议，他们应该根据我表现最好给我一次性奖励，但他们没有。如果你想让他们安排工作，你必须在协议中的几种分配方式中标出组织推荐。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指示。结果，我只得到了一些伤残津贴，其他的都不管了。

新京报：为什么给你发这个残疾补助？当时你得的是什么病？

邹：我去找教练说，你看我现在都留胡子了，训练的时候还总让我吃“大力补”，现在这样，我又没有工作安排，你觉得我该怎么办？2000年3月，体工队找我要钱，说是一次性伤残补助，用来治病。

我希望以后有钱了可以给自己买肉吃。

新京报：你向领导汇报过吗？

邹：以后要是真要上报，安排不了工作，就按协议给奖励。再说我浑身都是病，八万块钱治病花的钱早就花光了。

新京报：您平时需要买什么药，一个月在药品上的花费是多少？

邹：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比如腰脱臼了，因为举重的时候动不了，平时都是老伴帮我接的，其他的比如吃雌性激素，吃缓解手臂疼痛的药，吃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治疗心肌供血等等，都花了不少钱。

新京报：听说您今天又去了省体育局。

邹：是的。

新京报：为什么还去？

邹：那是运动队的上级，如果省体育局再不理我，我就去北京找体育总局。

新京报：有什么好消息吗？

邹：他们说体育总局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事情，省体育局的领导会调查这件事情，一定会给我一个答复。

新京报：听到这个消息你高兴吗？

邹：能这么说，总比运动队说我不是队里的人，不能安排工作，让人心里舒服多了，至少人家把你当自己人，心里就有希望了。

新京报：你会提出什么要求？

邹：安排个工作，总不能老泡澡，老了怎么办？要不就给我一定的补偿，让我去看医生或者做点别的能养家糊口的生意。现在我和老公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才800块钱，过年都不敢回老家，路途太远，两个人一趟要200多元，这可是老公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实在受不了，就泡澡在澡堂里花。

新京报：现在后悔走上举重道路吗？

邹：不后悔，不然就只能留在农村了，没法在城里生活了。

新京报：如果这件事解决了，你有想过你的未来吗？

邹：其实我挺满意我们家这个小房子，也喜欢它看不见光、密不透风。因为成本低，要不是朋友帮忙，我连这个小木屋都没有。在附近租一个一个月要400块钱，太贵了。以后也没想过。我们在澡堂做爱的时候，吃的是老板做的饭，吃的都是白菜。有时候我老公饿了想吃肉，就跟老板说，以后有钱了自己去买。”实习生赵燕玲长春报道